塞利莫维奇:一个苦行僧的记忆



假如要叫一个普通的波斯尼亚人,介绍一下他们波赫的作家们,两个名字可说是必然会马上出现: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和梅沙.塞利莫维奇(Meša Selimović)。基于安德里奇对波斯尼亚历史和民族精神面貌的敏锐触觉,他成为了这些作家之中唯一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的人──同时也被视为波斯尼亚最伟大的作家。

另一位值得提及的是塞利莫维奇。其小说在波斯尼亚文坛可谓地位非凡。他专写普罗大众的存在处境,手法非常贴地,触动心灵。讚誉最高的《死亡与苦行僧》(Death and the Dervish)受启发自一齣家庭悲剧,经塞利莫维奇的妙笔,个人的日常事物便彷彿找到了恰到好处的自我展现方式,昇华到普存的、广布的层次(塞利莫维奇称到了四十岁才有感悟,便开始写作)。其写作方式受文艺评论家推祟备至;其小说之美,被比作如一首长的诗,诗中的各字各句是「具有意图的,沉重的,有意义的,不可改变的和重要的」(Cooper,2018,页12)。

人类身份和完整性问题是直到今天仍跟文学适适相关的主题。人是谁(或更好:甚幺)?在如此不公义的社会,有所谓「纯洁的人类」吗? 这些是《死亡与苦行僧》着手处理的问题:作者试图探究诸如人类自由、罪疚、身份、道德价值、生存意义、个体与意识形态之关係──不论是宗教还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塞利莫维奇强烈表达人类有摆脱它的必要,反对主流的社会秩序。

梅沙.塞利莫维奇是谁?

梅沙.塞利莫维奇(1910–1982)出生于波赫的图兹拉(Tuzla),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Belgrade)学习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Serbo-Croatian language)和文学。他于1943年因参加党派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而被捕,获释后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员。儘管他举家都参加了革命,梅沙的兄长还是难逃涉嫌盗窃、在没经过审判便被处决的命运。

战争结束后,梅沙选择留在贝尔格莱德,但后来他为另一位女子而抛弃妻子,被驱逐出共产党。于是他又搬到萨拉热窝──他在那里担任高中教育学和语言学院的教授、博斯纳电影艺术总监、国家剧院戏剧部主任和出版社Svjetlost的主编。

后来,他与几位当地政客和知识份子发生冲突,便于1971年搬回贝尔格莱德,直到1982年去世。除了《死亡与苦行僧》,他的主要作品还有《沉默》(Silence)、《堡垒》(The Fortress)和《岛》(The Island)。他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唯只是落选了。

塞利莫维奇在《回忆录》(Memories)中表达过他对文学的看法,为自己的小说解画,避免错误的解读。他在其中揭示他如何建构故事,说明它们受到启发的实际事件。但最重要的是,《回忆录》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个被抛弃的故事,同时也强调了生命中的记忆与其文学作品的关係,是深入了解他作品的基石。

活在动荡不安的南斯拉夫,当权者在他的生命里自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他作为作家的题材,也是他对社会看法的原材料。他的大学权力腐败,他因此而常在专业上受到鄙视,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在《回忆录》中,他曾不点名提到一位着名诗人。这位诗人是位好同事,甚至在职业生涯上帮助过他;但到了要为政治立场表态时,便公开取笑塞利莫维奇的手稿,把他第一本故事集评得一文不值。因此,很难怪他的两部小说《死亡与苦行僧》和《堡垒》都质疑权力,讲及社会腐败、道德、内疚与追求真正价值之间的关係。

在他生命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回忆当然是兄长索夫奇亚.塞利莫维奇(Šefkija Selimović)被杀害。梅沙写道:「被告,我的兄长,被那些乌斯塔沙人(Ustashas)从公寓里拿走所有东西,等待他那出乎意料地在集中营活着的妻子,并打算要回图兹拉。」(1977,页191)这一事件让他重新发现,他正活在一个可怕和不公正的世界:当权者对他家人所做的事,使他痛苦万分,让他感到不知所措。

然而,基于工作岗位上的要求,他在哥哥刚去世后的第二天,便举行了一次事前宣扬的演讲,说:「这正是我想要忘记的事情。作为一个人,作为弟弟,我想要说话,我能说,有力量说,同时没有对这种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自然的责任作出抵抗。」(1977,页192)这种职业义务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冲突,成为备受好评的小说《死亡与苦行僧》的主旨。

小说与现实:《死亡与苦行僧》

《死亡与苦行僧》的故事围绕着一个受人尊敬的苦行僧艾哈迈德.努鲁丁(Ahmed Nurudin)。这是一场关于他的身份、生活与抉择的沉思,也是他对某种终极真理的追求:「通过如此方式,我将预见我会成为的模样:一个对我自己来说甚至是谜一样的模样。但对我而言,这种谜一样的自我正说明我还非真正的自我。」塞利莫维奇本人亦是如此尝试去探究和解释自己的生活经历(似乎非常成功),与此同时,他设法整合过去,归纳出能套用到现今社会的真理,使其成为一个具遍存性的故事:「塞利莫维奇的奥斯曼帝国波斯尼亚是二战后南斯拉夫的缩影;战后的南斯拉夫是(现已不再)本世纪的缩影 。」(Selimović,2018,页13)。

《死亡与苦行僧》的故事,设定在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波斯尼亚一个不为人知的城镇。故事的主人公艾哈迈德有着各种困惑:一方面来自兄长的被捕和死亡;另一方面来自与波斯尼亚残酷势力的冲突,来自对道德价值的重新审视。

故事发生在城镇的堡垒内,这地标本身就有压迫的象徵意味;而故事主角的名字是与他的头衔一起分配给他代号,代表着身份认同的问题──故事主人公开场时细腻表述过个人选择与服从之间的冲突:「河流与我相似:有时汹涌而起泡;但更常是平静和无声。人们将它拦截在清真寺下方,引它穿过驱动磨轮的槽,使它变得驯服有用,我感到遗憾;当涨水摧毁大坝,并再次自由流动,我便高兴了。我一直都知道,只有温驯的水可以磨小麦。」

读者可从心理学和存在主义的角度切入分析、解构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他是一位信徒,完全遵循宗教教条行事。他转向信仰,免去红尘的烦扰。宗教虽让他感觉超脱,但最终,现实还是无情地展示自身。比如说,艾哈迈德难以接受当权者肆意操纵人的命运,其恶竟超越上帝的力量。梅沙之所以如此写,正因为他的自身经历:「我感到恐慌,并害怕这种闻所未闻的恶意,因为,我无法理解人们何以会无缘无故地想要毁掉他人。」(1977,页185)

让主人公艾哈迈德难以取捨的是到底要否去替兄长求情而失去声誉和头衔--他看头衔比私人生活和家人的地位更重。兄长后来因揭发政府官员的秘密而被捕,艾哈迈德得知后犹豫,没有及时採取行动,他为此感到内疚。梅沙在《回忆录》中问自己:「我现在是谁?是痠软的兄弟,还是遥摆不定、不尽责的党员?」(1977,页197)如此问题,在苦行僧艾哈迈德与兄长之间的矛盾中展露无遗。

人与世界以至各种身份之间的冲突,就像神的本质一样,是无所不在的──关于这点,小说的标题其实早有暗示,就如文学评论家尼也斯.杜拉高维奇(Nijaz Duraković)说:「作品的标题强调死亡这个字,并将这概念与苦行僧联繫起来,显然抹去了传统以来苦行僧这概念的意义及其宗教价值」(2012,页49)。

艾哈迈德无法面对世界的残酷,甚至不再选择信仰、友谊和爱情;他选择复仇和权力。然而,像爱和奉献这种真正的价值,却体现在艾哈迈德的朋友哈桑(Hassan)的性格中。哈桑是一个快乐、善于交际和诚实的人,他鄙视无条件的顺服,却最终被自己的朋友利用。

镜像的小说世界:《堡垒》

然而,塞利莫维奇的小说并不只有向权力低头的一面,《堡垒》的主角艾哈迈塔(Ahmet)便是不服从当权者的一例。 虽然他常为生计苦恼,却拒绝需要在道德上妥协的工作。艾哈迈塔问自己:除了恶,生活中还有甚幺「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心底里的激情」。也许,他的妻子蒂亚娜(Tijana)知道答案:「我们必须学习爱的力量,而不是从生命中创造折磨。」虽然,社会不公的故事俯拾皆是,但是人们心中最微小的希望也能为生活带来一些平衡。梅沙跟艾哈迈塔和哈桑肩并肩,同是忠于一个值得期盼的生命原则:爱。

苦行僧艾哈迈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一切都从我身上掉了下来,就像长袍或盔甲,剩下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裸露的皮肤和一个赤裸的人。」但这个反英雄故事的真正悲剧是,面对社会的不公正,他没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反而是被社会环境和自身的立场所迷惑。他一方面钦佩善良哈桑(哈桑实际上是艾哈迈德对某种理想的投射:如果他选择了爱,而不是上帝,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怎幺样的人?),但另一方面却选择了仇恨和复仇。

他同样是《堡垒》中的艾哈迈塔的对立镜像。艾哈迈塔几乎是一个绝望的、对人失去信心的人,但他绝不是悲惨的人。「人们正在改变,变得更糟。」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说。但在这种对人和世界的悲观的观点下,艾哈迈塔仍然选择道德和爱,将之视作生命的第一原则。不为别的,他只是希望,后人不会像他目睹的人那样「愚蠢」。

不管是《死亡与苦行僧》艾哈迈德,还是《堡垒》中的艾哈迈塔,或甚至是作者塞利莫维奇本人,他们的转变都是开始清醒、进入现实世界的过程──要接受现有不公正的制度而成为其中的一部份,像艾哈迈德般迷茫和困惑呢?还是像艾哈迈塔般得到平静? 但最终,我们所悟到的,何尝不是生命中的荒谬感?

塞利莫维奇想要带出的是,我们还有仅存的愿景:世界不必然只有残酷和困扰。就像,老套的说,人们总有彼此相爱的自由。与他笔下的主人公不同的是,塞利莫维奇没有太多悬念,他认为只有爱可以带来和平,正如他说:「我想写一本关于爱情的小说,一部关于视教条为生命指引的人的悲剧:他错失了爱情,他将会想念生命。」(1977,页200)

参考资料

Cooper, Henry R., Introduction in Meša, Selimović, Death and the Dervish (Translated by Bogdan Rakić and Stephen M. Dickey), Vulkan izdavaštvo, Beograd, 2018

Duraković, Esad, Poetičke i stilske funkcije mota/epigrafa u romanu Derviš i smrt Meše Selimovića, in Sarajevski filološki susreti I (knjiga II) (ed. Sanjin Kordić), Bosansko filološko društvo, Sarajevo, 2012.

Selimović, Meša, Derviš i smrt, Biblioteka Dani, Sarajevo, 2004

Selimović, Meša, Sjećanja, Sloboda, Beograd, 1977

Šmulja, Saša, Proces i preobražaj u romanu Derviš i smrt Meše Selimovića, in Meša Selimović i Skender Kulenović u srpskom jeziku i književnosti,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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